罗卫东
茶马古道，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西番之间以茶叶和马匹相互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商贸通道。茶马古道是中国西部经济、文化、民族和宗教交流的走廊，是一条人文历史最丰厚，自然风光最壮观的旅游线路，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而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一、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除了西南的滇藏道、川滇道、川藏道、岷山道外，从四川、云南通往陕、甘地区也存在着一条极其重要的茶马古道，即秦蜀茶马古道，这条古道在宋、明、清时期承担了四川、汉中及湖南等地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西藏番地茶马交易的主要任务，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茶易马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上世纪末人们根据历史上的茶马贸易所提出的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古代汉地茶叶同番地马匹相互交易的商道。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木霁弘最早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名称。１９８７年，木霁弘和同学徐涌涛得知金沙江边有一条通往西藏的古道，人称“南方丝绸之路”。通过研究，定名为“茶马古道”。２００４年，田壮壮导演的纪录片《茶马古道系列之德拉姆》在全球公映。由此，茶马古道文化成为了国内一大文化热点。
对于茶马古道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最初，研究者认为茶马古道只存在于中国西南部分地区，认为茶马古道
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三省，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川藏道以今四川雅安为起点，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通过十多年来的研究,人们对于茶马古道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近年来四川的一些研究者就认为，成都是茶马古道的中心。他们认为茶马古道以成都为中心，分南、西、北三条干道连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除川藏、滇藏道外，还有川滇道和岷山道。川滇道以邛崃为起点，经雅安-汉源-西昌-云南大理-丽江等地，有多条干道、支道、小道，连接彝族、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自汉代以来一直沿用，秦汉称“灵关道”，唐代称 “青溪道”，明清称“建昌道”。
岷山道由今都江堰市出发，沿岷江河谷而上通往甘肃、青海，也称“川甘青道”，主干道在松潘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在九寨沟又分为两路。岷山西路：都江堰-汶川-茂县-松潘-若尔盖-甘肃省迭部县-临潭县-唐蕃古道。岷山东路：都江堰、汶川、茂县、松潘、九寨沟、甘肃省文县、武都县、成县、舟曲县、岷县。西山北路：都江堰、汶川、茂县、黑水、红原、青海。西山南路：都江堰、汶川、理县、马尔康、红原、青海。
这个观点将茶马古道的范围扩大，由以前的川藏、滇藏两路，又增加了川滇、岷山两路，应该说，这是茶马古道研究上的新成果，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观点虽然符合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但却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实际上，以上观点只重视了汉、藏民族之间的茶马交易，而忽视了汉、番民族之间的茶马交易；只看到了四川、云南通往西藏、青海地区的茶马古道，但忽视了四川、云南通往陕、甘乃至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古道。因而，这个结论是不全面的。正确的观点应该是----除川、滇、藏、青四省区外，在陕西、甘肃及宁夏地区都有茶马古道，或者说在整个西部地区都分布有茶马古道。洪武初，“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
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①
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除了西南的滇藏道、川滇道、川藏道、岷山道外，从四川、云南通往陕、甘地区也存在着一条极其重要的茶马古道，即秦蜀道茶马古道，因其主要沿嘉陵江而行，也可以称之为嘉陵江道。茶叶从成都启运，经绵阳、昭化、广元，集中到汉中，再由汉中运至略阳、徽县、秦州，然后分路运至陇右、青海番区，这条古道，是干线，属于茶马古道的东道。这条古道在宋、明、清时期承担了四川、汉中及湖南等地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西藏番地茶马交易的主要任务，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茶易马的茶马古道，而不是一条普通的贸易商道，在茶马古道研究上，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二、秦蜀茶马古道（简称秦蜀道）是西南茶叶输送至西北的最早的商道。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也是秦蜀道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明代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其次为陕西汉中，秦蜀道承担了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的主要任务，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
秦蜀茶马古道（简称秦蜀道）是西南茶叶输送至西北的最早的商道。四川和陕甘地区茶马交易历史十分悠久。四川是我国最早种植茶叶和开展茶叶贸易的地区，西汉时蜀地普遍种植、销售商品茶，饮茶成为时尚。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寓居成都安志里的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在其《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包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成都以南彭山县双江镇）去买回茶叶。这是文献资料中关于卖买茶叶的最早的记载。晋代常璩《华阳国志 志》中也有“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而与蜀地相连的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主食牛羊肉，需要饮茶消除油腻、清热去燥。因此，茶马互换就有了基础。特别是在三国魏蜀交战时期，大量蜀国将士长期转战陇右地区，茶叶进入陇右也是合乎情理的。在隋唐以前，四川茶叶进入西北的主要通道就是沿嘉陵江而上，到汉中后再经青泥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等蜀道分路进入陇右、关中地区。因此，秦蜀道是西南茶叶输送至西北的最早的商道。
秦蜀道茶马古道的经行路线在《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梁端肃公（梁材）奏议五（疏）》之《议处茶运疏》中有详细记载：“自汉中府南郑县起至略阳县止，陆路三百里。每篦给银一分二厘。共该银一百三十两一钱二分八厘。略阳县至白水江路一百二十里。一船可容千篦。每篦给银二厘。共该银二十一两六钱八分八厘。白水江下船陆路至徽州七十里。每篦给银三厘。共该银三十二两五钱三分二厘。通前汉中府至徽州俱属关南道地方。徽州至秦州陆路，每篦给银一分，共该银一百八两四钱四分。秦州至巩昌陆路，每篦给银九厘，共该银九十七两五钱九分六厘。通前。自徽州至巩昌，俱属陇右道地方。”这里记载的虽然是脚夫的运茶费用，但也详细记录了秦蜀道运茶线路及里程，是确定秦蜀道为茶马古道干线的重要文献。
茶马互市是首先在唐代见诸史乘的。唐德宗贞元（785～805年）末年，唐政府正式同回纥开始了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②。这是茶马互市见于史乘的最早的记载。
宋与辽、西夏、金对峙期间，北方产马地区被辽、西夏、金所侵占，他们不但限制战马流入宋王朝，且在战场上掠夺战马，造成宋战马严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宋朝不可一日无马，因此，以茶易马，就成为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由于西北边防战马和军饷需要，熙宁七年（1074），在宋神宗亲自主持下，派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设置大提举茶场。在秦州设置大提举买马司。翌年8月，李杞上奏“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为一，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由该司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规，统筹榷茶博马事宜，专管全国茶马贸易，岁以２万匹为额。“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③过去用绢、铜钱、茶叶等相兼的博马贸易发展成为以茶易马新的历史对期。茶马贸易从民间转为了官方交易品种，榷茶博马成为宋代的边陲要政。宋代茶马之法较唐代为完备，主要表现为茶商在从事茶叶民族贸易时须持有政府发放的凭证――茶引。茶引，是指由宋朝官府发放给茶商的营业执照，商人执茶引后方可合法经营。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政府对茶马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贸易控制的加强。
两宋时期，大规模的茶马交易主要发生在陕、甘地区。据史料载，两宋时，川茶年产量约3000万斤，占全国产茶量的57%-62%，其中大部分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用于茶马互市。宋、番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汉中地区，而所易之马主要为陕、甘番区的战马，承担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主要任务的秦蜀道也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秦蜀道在宋朝抗击辽、西夏、金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据史料记载，北宋每年从西番地区交易马匹的数量达2万匹，仅原（今宁夏固原）、渭（今甘肃平凉）、德顺（今甘肃静宁）三地每三年就易马１．７１万匹。当然，这其中也有用其他方式得马数，但以运茶易马之数额为首。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仅陕西(包括今陕西、甘肃)就有卖茶场３２０个。南宋时，马源短缺，马价上涨了10倍多，造成马贵茶贱，但交易量也在5000匹左右。《宋史·食货志》载：“南渡前，市马分为二，其一曰战马，其二曰羁縻马。”榷茶主要是交易产于西北的战马，军事上保证战争需要，政治上通过互市，保持与西北番族的友好关系，维护边境安宁。其次才是买羁縻马。所谓“羁縻”，就是笼络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使其不生异心，不反对宋王朝。羁縻马产于西南，不及西北马马体健壮高大、奔驰敏捷。羁縻马经挑选后，只有一小部分补充战场急需，买这种马的目的，主要是用经济手段安抚边疆民族，遏止他们不至发动战争，所以对愿意归顺称臣的就卖茶买马，否则就不卖茶不买马，即采取威抚相结合的政策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川、滇地区其他几条茶马古道主要承担的是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羁縻马的交易任务，从政治上、军事上讲，其重要性与承担交易西北的战马的秦蜀道无法相比。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也是秦蜀道茶马互市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明代建立伊始，在北方面临着元代蒙古残余势力的巨大军事压力，因此，朝廷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一方面可以交换到大批战马，“马资于国用甚大”，这是因为面对擅长骑兵作战的蒙古军队，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优良战马，防御边防和进行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朝廷也想“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以达到“且以强中国”的目的④。“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⑤因此， 明朝廷在陇右地区设立了三个茶马司，负责管理茶马交易事务。“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改设大使，正副大使各一人，寻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兼领之。三十年改秦州（今甘肃天水）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置四川永宁茶司，后革，复置雅州碉门茶马司。” ⑥同时，设置牧场，将交易来的马匹集中饲养。当时全国养马苑监有陕西、甘肃、辽东和北京4个重点区域，由太仆寺的官员具体负责。明代前期的洪武（1368～1398年）、永乐（1403～1424年）年间，凡是“茶马、番人贡马，悉收寺、苑放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⑦
明代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其次为陕西汉中。四川地区所产茶叶在明代称为“川茶”或“蜀茶”、“巴茶”。官府将所得茶叶储存在有关部门，主要用于与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正如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敕兵部所言，“巴茶自国初征收，累年与西番易马。”⑧。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明王朝设置四川茶盐都转运司，由该机构负责将巴茶先运至汉中（今陕西汉中），再运到秦州（今甘肃天水）。洪武六年（1373年），按四川按察司佥事郑思先的建议，开达、巴3州之茶，从汉中运送至秦州，因路途遥远，当时运送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后来改为先由产茶地直接运送至汉中地区储存起来，再分期分批向秦州运送，提高了运送能力且使秦州茶叶的储存数额充足。
到明代中期，种茶面积大增，据弘治（1488～1505年）年间在陕西负责整理茶务的杨一清统计，四川保宁等府，每年运送到西北西宁、河州、洮州3茶马司的茶叶多达100万斤之多，其中西宁茶马司316，970斤，河州茶马司454，300斤，洮河茶马司229，000斤⑨。四川、湖南等地茶叶运到到汉中后集中进行加工，分为黑茶和黄茶，经蒸压后装入长方形竹笼，每笼十斤，称为一篦（重量不等，有大、中、小之分，隆庆五年每篦重不过七斤，嘉靖初减为每篦重三斤）。茶叶由汉中府运至略阳后，经白水江镇、徽县，再至秦州（今天水市），然后运至番地易马。“盖陕西通番之路有三：一曰阶岷，一曰临洮，一曰兰州。”⑩。由于各地运送至西北的茶叶首先要集中到汉中，这样，汉中每年存贮的茶叶就达百万斤之多。嘉靖十三年（1534年），官府从陕西汉中地区运往西北的茶叶达80万斤（不包括私茶），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有至500万斤的记录。这些茶叶都是通过秦蜀道运到番地，从而实现茶马交易的。由此可见，和两宋时期一样，秦蜀道承担了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的主要任务，是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
为了确保茶马交易正常进行，明代对茶业贸易有严密的管理制度。“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⑾茶马互市中的官茶和商茶专门用来交易马匹，官茶间征课钞，商茶也不得自由贩卖，均被纳入政府直接控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另外还有贡茶，是某些产茶区为进献皇帝及皇室御用的供应茶。明代对茶商的赋税管理也是十分严格的，若茶商到产茶地买茶，先由商人向户部购买“茶引”，每套“茶引”纳钱一千，上引给茶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茶商凭“茶引”从四川、汉中等地贩茶到边地后，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可自由售卖。凡经过地方，责令掌令官盘验，佐贰官催运。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为保障官方控制下的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在边境地区严禁茶叶的走私活动，分拨官兵在商道关卡把守巡视。商贩贩卖茶叶出境，须有“茶引”，若无“茶引”贩茶，或“茶引”不符者，即为私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⑿
明初，朝廷用茶交易来的马匹数目是很可观的。明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就以“茶五十万斤，易马一万三千八百匹”⒀。但后来由于私贩茶马之风越来越盛，朝廷以茶易来的马也就越来越少。如明神宗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年），西宁茶马司仅易马九百零三匹，次年更差，只易得六百二十五匹。茶马互易的比价，最初规定一匹马可易茶一百八十斤。后来，又规定分马匹的优劣而定易茶数：上等马酬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七十斤，下等马五十斤。至洪武后期，因马多茶少，改为：“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六十斤”⒁，永乐年间（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又规定：上马每匹茶六十斤，中马四十斤，下马递减。
由于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规模大、茶马交换频率高，陕西和四川地区的茶叶，远远不能满足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需求，于是茶叶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产茶区。因此，明代集中到汉中的茶叶，除来源于四川和汉中各属县外，还包括南方地区（主要指湖广）茶叶。
三、陇南地区在两宋和明清时期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早在两宋时期，朝廷就在阶州、成州、文州、宕州、西和州设有茶马场，由国家直接管理进行大规模的茶马交易。明代，徽县火钻镇成为巡茶御史的驻扎之地，是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
陇南地区在两宋和明清时期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一是陇南境内居住有大量的番族，在当时，今陇南宕昌县、武都县西北、康县西北、礼县和西和西南地区均为番族集聚区；二是以秦蜀道为干线的茶马商道遍布陇南全境。秦蜀道位于陇南东部地区的嘉陵江上游，沿着这条干线，还分出若干条支线，遍布陇南全境。如从绵阳经江油、青川，翻越摩天岭，至碧口、文县、武都、宕昌、岷县进入番地的阴平道（或称甘川道）；从略阳出发、经康县窑坪、云台大山岔（古散关）、中坝、唐房坝、关沟门（向北可进入成县境内），沿西汉水经河口、李山、毛坝、太石，进入武都县境内，再经田河（向西经西和大桥、洛峪、何坝，到达礼县、岷县、漳县）、龙坝、隆兴、安化、武都，并入阴平道，可称之为散关（今康县大山岔，古称散关、七防关）道或西汉水道，这两条道路历史悠久，是古代四川通往陕、甘、青地区的重要商道，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如阴平道，为三国时魏将邓艾偷渡阴平灭掉蜀国路线。散关道也为古道，明万历余新民编修的《阶州志》载：“七防关，东至略阳，为秦蜀要道”。清嘉庆吴鹏翱《武阶备志》也载：“七防关，在州北二百里。路通汉中府略阳县，明设巡检司。按：为甘肃入蜀要道，即古七防关。北为浊水戍，南为白马戍，东南为兰皋镇。宋绍兴间金人窥蜀，吴璘由七防关出祁山，即今白马关东五里之大山岔”。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史书中没有记载的“捷路”，如近期在康县望关发现的记载有“茶马贩通番捷路”文字的石碑和古道遗迹就最珍贵的实物资料。参照大量的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深山峡谷中一条条鹅卵石或石板古道，我们完全可以断定，陇南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地区之一。
早在两宋时期，朝廷就在阶州、成州、文州、宕州、西和州设有茶马场，由国家直接管理进行大规模的茶马交易。据现存成县的宋《世功保蜀忠德之碑》记载，“置互市于宕昌，故多得奇骏。辛巳之战，西路骑兵甲天下”。南宋朝廷一度时间下令停止茶马交易，致使军中无战马可驭，为此，负责防守陇南地区防务的吴挺多次上书：“马者，兵之用也，吾守罢去，不忍一旦误国军事”。最后，朝廷下令恢复茶马交易，大量战马又源源不断输送到京师及其他各地南宋军队中。朝廷为了确保对茶马交易的控制，责令秦蜀道沿途地方官吏负责揖拿私售茶叶的茶商，《徽郡志》就明确记载：“董颜威，绍兴中河池尉。益以茶商百余，遂捕之。”宋代河池即明代徽州（洪武十年，即1377年，降州为县），捕获私售茶商百余，可见当时此地茶马交易之兴盛。
中央政府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进行，明初在秦州设置了茶马司，并在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和徽州火钻镇（今徽县高桥乡木庐村火钻社）等地设立了批验茶引所（批验所），专门负责秦蜀道茶马贸易及茶引检验等事务。除茶马司外，为查禁私茶，还从都察院监察御史(尊称为侍御)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视陕西茶马御史，简称巡茶御史,任期短者一半年,长者二三年。虽名陕西巡茶御史,但权力很大，负责监管全国养马苑圉和茶马交易，据《明会典》卷三十七《茶课》等记载：嘉靖十四年（1535年），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四川夔州、东乡、保宁、利江一带凡供给西北茶马互市的茶叶，不论军卫有司，只要涉及茶法，一律由陕西巡茶御史管理；各该巡兵备等机构，从事禁私茶活动，按季将走私茶叶人数上报查考，听从陕西巡茶御史的裁决。
由于徽县火钻镇独特的地理位置，设于火钻镇的批验所长期保留，可见其在茶马互市中的重要性。正统五年（1440年），明英宗要求无茶课的批验所均应裁减，而火钻峪茶引批验所不在裁减之列。嘉靖十四年（1535年），监察御史刘希龙裁撤秦州骆驼巷等批验所时⒂，“唯火钻镇，官虽革而印未缴也”⒃。嘉靖十七年（1538年）秋，监察御史沈越（字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茶马交易，至火钻镇，叹曰：‘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无官守与公署哉？况虏酋一寇，众逾十万，近者吉囊俺答之种最号精强，而哈喇慎亦黠虏也，不时南侵，墙堵而来，虽有秦、巩、临、平、甘、宁、固、靖诸路之兵，然众寡不敌，又多软脆，望尘奔循，莫敢支持。人徒以为虏强而我弱也，殊不知御虏在士，奋士在马，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鲜矣。茶课不足，而欲马之畜者鲜矣。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军士不奋,外欲攘敌以却虏,内欲安夏以保邦者, 未之前闻也，然则火钻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⒄ 遂下令在火钻镇修建巡茶察院行台,作为巡茶御史驻扎办公之所。“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是役也，始于嘉靖十八年五月初十，落成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⒅。解决了巡茶御史“于所无衙，于官无事，如虚衔耳”问题。不久，又在火钻镇附近的木庐镇修建了巡茶御史公馆。据明嘉靖《徽郡志》田赋志记载，“徽州北六十里火钻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花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火钻镇仅常年居住的运茶脚户就百有余名。徽县火钻镇自此成为巡茶御史的官署之地，也就成为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
除了在徽县火钻镇设有巡茶御史察院行台外，明朝还在徽县城西街设立了批验所（原在火钻镇，后移州城，嘉靖三十七年改建至略阳白水江镇），在徽州虞关（今徽县虞关乡）和阶州七防关（今康县大南峪乡）设立了巡检司。巡检司一般设于关津要道要地，归当地州县管辖，驻有巡检、吏各一员，统领相应数量的弓兵，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是地方性军事机构。朱元璋曾敕谕天下巡检说：“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⒆由此可见，陇南地区在全国茶马交易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巡茶御史中有不少是饱学之士，他们不但在管理茶马交易方面卓有政绩，而且还十分重视地方文化及教育事业。秦州伏羲庙起初规模很小，嘉靖三年(1524年)，巡茶御史陈讲倡议扩建，耗时三年时间，奠定了伏羲庙的规模和布局基础。徽州庙学年久失修，嘉靖二年（1523年），“御史郑维新监督茶到徽州，发官币银三百有奇，申饬知州白松以经始焉”⒇倡议重修徽州庙学 ，嘉靖三年(1524年)，巡茶御史陈讲“发米百斛有奇，用备饩廪”继续倡修，之后御史段汝励、刘濂相继到徽，或发粟、或督工，四任巡茶御史共同协力，历时三年，完成了庙学的重修。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希龙拨付茶课，在徽州钟楼山（今徽县吴山）下修建了徽山书院，“嘉靖丙申，侍御新野刘公来董茶马之政，以学舍湫隘，召诸生指示之，曰：此可以居之矣。乃发茶课若干缗，属之知州莫汝高，度地抡材，建堂分号，榜曰徽山书院。”（21）
火钻镇巡茶察院行台约在明朝末年时裁撤。清朝在初期顺治、康熙年间也设有专门的巡茶御史，后来即将茶马事宜交由当地督抚管理。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寻改差部员，又令甘肃巡抚兼辖，后归陕甘总督管理。火钻镇巡茶察院行台已不见名录。
《清史稿职官志》记载：督理陕、甘、洮、宣等处茶马御史一人，康熙七年省，三十四年复故，四十二年又省。
四、明朝初年对茶马交易管理严格，处罚十分严厉。明代中后期，茶马交易日益废弛，西北地区首当其冲。朝廷也曾数次大力整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茶马私贩问题一直没有杜绝，康县望关发现的茶马古道碑就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证明
明朝初年对茶马交易管理严格，处罚十分严厉。明朝政府为了垄断茶马贸易，首先严禁私商贩运茶叶。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三十年诏：榜示通接西蕃经行关隘并偏僻处所，着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但有将私茶示境，即拿解赴官治罪。永乐六年，谕令各关把关头目军士，务设法巡捕，不许透漏缎匹、布绢、私茶，青纸出境。若有仍前私贩，拿获到官，将犯人与把关头目，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22）为了防止私茶流入番地，即使是勋戚、驸马犯法也严惩不赦。如洪武三十年，明太祖女安庆公主的驸马、都尉欧阳伦“数遣私人赐茶出境，所至骚扰，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 （23）。另外，又禁止民间蓄茶，“所蓄不得过一月用，多皆官卖。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24）
为防止私自交易，朱元璋遣佥都御史邓文铿等督察川、陕私茶。又制金牌信符，规定了番人易马的数量：“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
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25）这便是茶马交易中著名的“金牌制度”。明朝政府严禁私贩茶叶的目的何在？巡茶御史刘良卿解释说“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杀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辄以极刑凌迟论罪，其意之所在可知矣。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26）
明代中后期，随着吏治腐败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茶马交易也日益废弛，西北地区首当其冲。突出问题一是官牧场被当地军民“乘隙欺隐”、“被人侵占”的现象相当普遍。弘治十六年（1503年）八月，杨一清亲自到陕西苑马寺2监6苑核查牧马草场，结果发现由原来的133，777顷60亩缩小为66，888顷80亩，仅是原来的50％左右。数万顷之巨的牧地“俱被人侵占”；二是茶马私贩严重，官方难以控制。宣德年间以后，私贩茶马之风愈演愈烈。正统末年，“边之民冒禁私贩者多”（27）。成化年间，“各边无知军民，及军职子弟，甚至守备官员，往往亦令家人将铁锅、食茶、缎匹、铜器等货，买求守把关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进入番族，易换彼处所产马匹等物”（28）。到了弘治初年，在“东自潼关，西及甘肃，南抵汉中，绵亘数千里”（29）的番汉毗连地带，到处都有私贩茶马的市场，以致出现了明朝政府经营的茶马贸易“久而寝驰，奸人多挟私茶澜出为利，番马不时至”（30）。茶马贩为了牟利，携带私茶与西北番人交易，而西北番人有了茶的来源，也就不常赶马来。汉中地区的茶叶在明代中后期大部分被私商贩购买用于茶叶走私，“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而商贩私鬻至百余万以为常”。因此汉中“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31）“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32）。茶马之政渐渐废弛，军马供应不足，军队的战斗力也失去了保证。
鉴于茶马交易的重要性，朝廷也曾数次大力整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茶马私贩问题一直没有杜绝。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受命督理陕西马政。杨一清深知军马对于军队作战的重要性，决心整顿茶马交易秩序。他认为：“惟国之大事，莫急于兵；兵之大要，莫先于马。陕西、延宁、甘肃，皆边防重镇，却因边疆告警，战马缺乏。┄┄茶法与马政系是一事。”（33）。面对西北马政日益废弛的现状，为恢复和发展马政与茶马互市不遗余力的杨一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复设巡茶御史兼理马政、严私贩之禁、均茶园之课、广价茶之积，使茶马贸易的介入者上至巡茶御史，下至黎民百姓的权利和义务都更加合理，茶课、茶运等各个环节都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此外，杨一清又提出恢复金牌制度，要增马种、增加牧马军人等建议。在杨一清的不懈努力下，川陕茶马贸易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四年后，集中于官府的茶叶达20万公斤，茶叶的运输则招商进行，不必劳烦民夫；西北的马大批赶来，共买得番马9000多匹。但不久，由于皇帝带头破坏茶法，茶马贸易又再次废弛。“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34）
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良卿鉴于茶商私贩猖厥，茶马之政严重废驰，上奏朝廷言：“夫事有大小，法有轻重。茶法之禁，其要在于通番，非切切为吾民也。今使大奸巨恶，往往得以通番而漏网；闾阎小民，以数斤之茶囚禁囹圄，而致死者不可胜计焉。此不惟私贩之弊难究，而轻重缓急之间，亦未有当于人情者焉。今减通番之罪，止于充军；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于三茶马司。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于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小民负升斗而罹法。今计三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35）
刘良卿所奏，得到户部尚书梁材的赞同，朝廷决定：一是量积边境之茶，以防私通。“今后三茶马司积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计该若干、课茶之外、足以商茶、巩昌府盘验之时、扣除解司之数、收贮该府类总顾脚、给批差官、解至茶司交割、正茶之外。分毫不许夹带。”（36）
二是通行内郡之茶，以息私贩。即允许内地茶叶贸易，以增加国家税收。“今后商人中茶、每年多开百万，巩昌府盘验明除扣解茶司之外，其余悉听臣衙门酌量西凤等府地方广狭，分派各府对半抽分，照依时估、定以价值、商茶给商自卖、文引截角挂号、不得出所属州县之境、官茶并拏获茶、俱出给印票、分散铺行发卖、价银呈臣衙门计算、除养马解茶之费、余开巡抚衙门、以备军储。其临洮所属河兰二州、巩昌所属阶、岷州卫、系近番地方，仍旧禁卖。”（37）
三是严通番之刑，以杜轻玩。严禁边地茶贩私售。“今后通番道路，洮、岷、河州责之边备道；临洮、兰州、责之分巡陇右道；西宁责之兵备道，务要选委勤慎官员，昼夜严加防守，拏获私茶通番之徒，及防守官员不行觉察者，仍照祖宗旧例，处以极刑；边备分巡等道，不行严谨，致有私通者，事发听臣参劾，即以罢软罢黜，虽有他美不得论赎。前件大明律内一款、凡犯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及查盐法内一款、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非应捕人告获者、就将所获私盐给付告人充赏、有能自首者免罪、一体给赏、及查得先为申明事例、禁约越境贩卖私茶通番事。┈┈合候命下本部，转行陕西巡茶御史督严各该边备、分巡、兵备等道，悉如本官所拟，申明律例、严加防守。仍书大字告示，翻刊印刷，发仰各该把截地方常川张挂，晓谕军民人等。”（38）
四是严贩马之禁，以便招易。“今后通番道路，如前所开者，责令各道防守等官，但有兴贩番马入境，拏获马匹入官，犯人以通番论，亦照前例问罪。如此则番汉不得交通，番马不得私贩，息生既蕃，招易自广，云锦成群之盛，庶乎其可致矣。” 又令 “陕西巡茶御史即行该道守巡官，督同守把关隘人员各申明律例，用心防守，如有仍行私贩者，拏获从重问拟。守把之人知而故纵，及失于盘诘者依律问罪。” （39）
五是公养茶马，以苏贫困。“今后三茶司各择空闲地一区、动支茶法银两、建立马厂、积蓄草料。”“夫医兽养马，则水草调而自无患病之虞。官给草料，则军士苏而可免负累之苦矣。” （40）
此后，茶马交易秩序始稍有好转。
嘉靖十七年（1538年）秋，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担任巡茶陕西，除倡议修建徽县火钻镇察院行台外，还下令依期起运汉中府积存的课茶五十四万斤；“禁茶园、店户盗卖欺隐，而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饭，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又令洮、河、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官吏于运到茶斤，不得收粗恶者于库内以易马，而以甘美之茶给商人。又令守巡参将诸官责各衙门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土番、叠溪、松茂以至西宁、嘉峪诸处私贩茶徒，不得肆行潜通番人易其马。”（41）
近期在康县望关发现的记载有“茶马贩通番捷路”文字的石碑（即茶马古道碑）应该就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证明。该石碑虽有残缺，但内容尚可识读。从其内容来看，该碑立碑时间应为明嘉靖十五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上奏“严禁边地茶贩私售”之后，按照上述朝廷要求，“陕西巡茶御史督严各该边备、分巡、兵备等道，悉如本官所拟，申明律例，严加防守。仍书大字告示，翻刊印刷，发仰各该把截地方常川张挂，晓谕军民人等。”该碑便是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即巡茶御史刘良卿命令察院以石碑形式发布的告喻“经商人等”的“大字告示”。
“察院”一词始于唐朝，指监察御史的官署。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简称察院。派住各省巡按御史的官署也叫察院。明永乐元年（1403），正式确立御史巡按制度，以一省为一道，派监察御史分赴各道巡视，考察吏治，每年八月出巡，称巡按御史，又称按台。巡按御史品级虽低（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但直接对皇帝负责，代表皇帝巡视地方，各省及府、州、县行政长官皆其考察对象，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即时处理，独立行使职权，权力颇重。成化十四年（1478年），朝廷派品级较高的巡按御史监察茶政，正式开始了御史巡茶制度。在此之前，督理茶马事务的官员由官居八品的“行人”担任，事重而权轻，难以禁绝私茶贸易。正德元年（1507年），总制三边军务、右都御史扬一清奏准以巡茶御史兼理马政、茶法二事，三岁更代，著为永例，最终确立了御史巡督茶马制度，成为以后相沿不替的定规。由此可见，该碑应当立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之后，结合碑文“示知”“旧规”等内容和有关文献资料，确定该碑立碑年代为嘉靖十五年（1536年）是合乎情理的。
关于碑文中“茶马贩通番捷路”的理解，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通番捷路”并不是指陕西略阳经冝口、窑坪、大南峪(古兰皋镇)、大山岔(古散关)，翻乔家山到关沟门后沿西汉水经河口、李山、毛坝、太石，进入武都县境内的道路，即前面所说的散关道或西汉水道，因为这条道路是秦蜀茶马古道的支线商道，是一条官方确定的“大路”，官府在这条道路上设有许多关卡，如七防关、黄柏关、盐茶关等，驻防有兵士，凡往来商贩都要通过关卡，接受检查，缴纳税费等，不存在私运偷贩问题。而茶马贩私运茶马，为了逃避检查，走的都是没有设置关卡的深山峡谷小路，即永乐皇帝圣旨“陕西、四川地方，多有通接生番径行关隘与偏僻小路，洪武年间十分守把严谨，不许放过叚疋、布绢、私茶、青纸出境、违者处死。”（42）中的“偏僻小路”，也就是碑文中所称茶马贩私运茶叶通番的“捷路”。这条“捷路”路线为：从汉中运茶至略阳，经横现河、郭镇、王坝、嘴台，翻黑马关到长坝，再到望关，即今略（阳）武（都）公路路线。从望关分路，一路经歇马店、甘泉、翻米仓山、到达武都后可去舟曲、迭部，或经宕昌走岷洮到兰州，最远可达青海和西藏。一路沿平洛河北去，从药铺沟翻太石山到大川坝至成县，或经昌河坝到礼县、岷县，直至陇右番区。自横现河至望关这条路，在当时不属官府规定的商道，没有设置关卡，属于偏僻小路，又是捷径，符合茶马贩私运茶马的条件，因此，这条路就是碑文中“茶马贩通番捷路”的“捷路”。
石碑竖立于望关路口，就是告诉路经这里的“一应经商人等”不要贩运私茶，否则将要受到严惩。这块石碑十分珍贵，值得进一步研究。
清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虽然已经没有明代那样辉煌，但就整体上看，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依然比较活跃。清初，由于统一全国的战争正在进行，所需军马甚多，故朝廷承袭明制，照样依赖于茶马贸易而获马。在西北地区设有5个巡视茶马御史，其中西宁司驻西宁（今青海西宁市），洮州司驻岷州（治今甘肃岷县），河州司驻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庄浪司驻平番（治今甘肃永登），甘州司驻兰州（治今甘肃兰州市）。在茶政方面，官茶“储边易马”；商茶“给引征课”；贡茶“则上用也”（43）。茶课方面，用“引茶”征税，由茶商向政府取引，茶商凭引由以贩卖，且茶与引由不得相离，离者同私茶。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制定与西番易马例，规定“陕西召商茶以易番马，
向有照给金牌勘合之制，查前明诏谕，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不许私茶出境。”（44）。由此看来，清初照样严禁私茶出境，以保证官府控制下的茶马贸易顺利进行。
清代交易番马用的茶叶的主要供给地仍然是陕西、四川和湖南、湖北、江西地区，而负责茶叶运输的主要是陕西、甘肃、山西等地的商人。茶马贸易运输路线也仍然是秦蜀道为主，其中散关道，即青海、兰州、临洮、岷县、武都至康县窑坪这条商道作用更大，成为一条主干线。早在明代后期，散关道因其较为平坦易行，沿途人口密集，其繁荣程度已超过略阳至徽县、秦州商道，如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徽郡志》中《田赋志》就写道：“徽，辐辏之地，水陆之衢也。往昔颇称繁华，大抵久则人情乐便，而近来川蜀之货，欲东者皆自阳平关出凤翔，欲西者皆自冝口出临、巩，登白水江而来徽者才十之二三耳”。康县窑坪成为陕甘川交界地带的陆路码头，南北货物运到这里后，向西可达甘南、临夏、兰州、青海；向北可达成县、天水及西和、礼县；向东过邓子院、药木院、冝口，渡嘉陵江到略阳后直达汉中、湖北；向南过木瓜院、灯草沟、入目岭，到达郭镇，然后由此入川，远去成都、云南。当年的窑坪，店铺林立，商队成群。
随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巩固，疆域的扩大及民间贸易的繁盛，茶马贸易政策也不断的有所改变。到顺治末年，茶马贸易出现衰落的征兆。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年）裁撤陕西苑马寺各监，七年裁撤陕西茶马御史，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清政府决定将“西宁等处所征茶蓖停止易马，将茶变价银元充饷。”（45）。这样，茶马贸易彻底停罢了。于是，自唐代以来实行了１０００多年的官茶垄断贸易，到乾隆初便宣告终结了。
但民间茶叶贸易仍然正常进行。秦蜀道虽然没有了茶马贸易的内容，但茶叶和其它物品的交易依然存在，南方的茶叶和丝绸、布匹、白酒、日用品经此源源北上，而北方的食盐、水烟、皮毛、药材等由此南下，历经数百年，秦蜀道及散关道的作用依旧。窑坪作为货物重要集散地，直到解放前夕，仍十分繁荣。据袁祺《建国前的窑坪商业》记载：1948年，窑坪有各类经营商户140多户，其中大商号10户，资金雄厚，购销两旺，“7家脚骡店常是驮畜满槽，客商满店。仅1948年清明节前夕，一周内先后来了各地客商的400架驮子。” （46）（每逢集日），四五百米长的窑坪街道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宝成铁路、甘川公路和略武公路的修通，往来货运改走铁路和公路，这条千年古道才逐渐废弃、萧条，失去了光彩，现在的窑坪，已是一个普通的村镇，惟有几座幸存的旧宅和摆放在街旁的拴马桩、马槽等，还能依稀看到昔日的辉煌。
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秦蜀古道及散关道不仅在茶马交易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是数千年来联系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经济纽带、文化纽带和民族、宗教交流纽带，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建议甘肃、陕西、四川沿线有关地区联合成立秦蜀古道保护协调机构，把保护这条茶马古道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大课题来认识，加大保护力度，除保护好现存的茶马古道道路、桥梁、驿站、茶号、石碑、寺庙、古庙等实体外，还应加大沿线风俗民情、故事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把古道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注释：
①《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茶法》 “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一，以易番马。’（上）从之。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
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②《新唐书》卷196《陆羽传》
③《宋史·职官志》
④《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茶法》
⑤ 杨一清：《关中奏议》卷1《为修举马政事》载《杨一清集》
⑥《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职官》四，《茶马司》
⑦《明史》卷92《兵志四·马政》
⑧《明太祖洪武实录》卷251
⑨《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五，杨一清《杨石淙文集》卷2《计开》
⑩（《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梁端肃公（梁材）奏议五（疏）》之《议茶马事宜疏》）
⑾⑿⒀《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茶法》
⒁（《明洪武实录》）卷251
⒂（《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梁端肃公（梁材）奏议五（疏）》之《议处茶运疏》）：“旧规自汉中府至徽州、过连云栈、俱系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駞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原无衙门，添设四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一十一站，每处设茶夫一百名。巩昌府至三茶司，复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三十站，每处设茶夫三十名，其茶运所衙门，运茶日少，空闲日多，积习既久。夫役雇募，重费不赀，官吏无为，俸银冗滥。嘉靖十四年，该监察御史刘希龙题准，将前茶运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
⒃⒄⒅载《徽县志》碑记类吕聃《新修巡茶察院记》
⒆《明太祖实录》卷130
⒇ 载《徽县志》碑记类《重修庙学记》
（21）载《徽县志》碑记类《增修徽山书院记》
（22）《明会典》卷三十七，《茶课》）
（23）《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安庆公主传》
（24）《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三《马政》
（25）《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茶法》
（26）《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梁端肃公（梁材）奏议五（疏）》之《议茶马事宜疏》
（27）《明史》卷九十三，《兵志，茶马司》
（28）《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二，马文升《禁通番以绝边患疏》
（29）《明史》卷一百九十八，《杨一清传》
（30）《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五，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
（31）《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五，杨一清《杨石淙文集》卷2《计开》
（32）《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茶法》
（33）杨一清：《关中奏议》卷1《为修举马政事》。载《杨一清集》
（34）（35）《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茶法》
（36）（37）（38）（39）（40）（《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梁端肃公（梁材）奏议五（疏）》之《议茶马事宜疏》）
（41）（《徽县志》碑记类《新修巡茶茶院行台记》）
（42）（《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梁端肃公（梁材）奏议五（疏）》之《议茶马事宜疏》）
（43）（《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志九十九，《食货》五，《茶法》）
（44）45）《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证榷考》五，《榷茶》）
（46）《康县文史资料》（1）（康县政协文史委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