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市所辖康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毗连陕西，紧邻武都、成县。境内气侯温润，山深林密，诸水分流，民风质朴强劲。从考古看，远在５０００多年前，就有人类狩猎、耕牧、繁衍生息，是华夏文明发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远古时期，在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劳动大分工，康县在夏、商之际，手工业、商业已有萌生发展，渐与外地亦有路可通。恩格斯说：“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明确指出：贸易的产生及发展决定于消费的需要和商品生产的规模。
历史上氐、羌民族主要活动地在陇南一带，早在秦汉时期，经秦人、氐、羌等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在与中原汉民族频繁的交往中，积极学习汉文化技术，促进了氐、羌、汉民族的融合进步。氐、羌先民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进行物质创造，有了剩余产品，进行物物交换。先民们为了生存和彼此往来，以其所产“名马、牛、羊、漆、蜜、土盐、药材、毛皮、棉麻”等置场榷买［微软用户１］ ，或借水路、陆路通道转手贸易于陇、秦、巴山区。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需求的不断扩大，“抱布贸丝”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也由于毗邻川、陕、甘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缘关系，民族消费习俗等相近的客观基础和社会需要的不断扩大，直通境外的商路驮道贸易路逐步形成及通畅，康县境内随着频繁的转手贸易，经济活动直达关中、汉中、成都。水陆古道相通和频繁的商贸往来，远在西汉即在武都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武都设郡以来，历属武都辖区的康县正处衔接大丝道与南丝绸之路的津梁地段，商贸活动更为活跃。尤其在两宋时期，茶马、绢马互市在郡之阶州及文州、西固等地的开通，茶马古道上的频繁交易为康县社会经济的繁荣、商镇的发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一、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
汉代张骞两使西域开拓了汉帝国的视野，开辟了一条政治联盟的通路，并引起了汉与中亚、西亚各国贸易的强烈愿望，促成了汉对中原以西广大西域地区道路的开辟和经营。后来成了一条著名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之路。１８８７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实地考察了中国和中亚地区以后，在他的名著《中国》中醒目地给中西之间交流的贸易路起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绵亘欧亚大陆７千多公里，历时数千年之久，荟萃人类社会主要的几种文化于丝绸之路，丝路经济、文化交流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称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人类文明的“运河”确实毫不过誉。
“丝绸之路从本质上来说是欧亚大陆的贸易路。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某条交通道路，也不是地理学的名称，而是由贸易路标志和涵盖的具有特定历史规律和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环境（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
由丝路贸易衍生的茶马、绢马贸易是丝绸之路上传统的贸易方式，从汉唐以来，我国中原地区和丝绸之路上西北、西南、北部边疆的草原游牧民族及其他民族地区政权就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内地通过这种贸易获得马匹、药材、土产、畜牧产品，边疆少数民族通过贸易获得急需的丝绢、茶叶、盐、瓷器、铁器农具、种子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由于这种贸易多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固定的形式进行，所以又称民族互市。
二、康县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商路的形成
宋代官方经营的茶马互市，是以用茶叶换取藏区骠悍惯战的战马为支持抗金战争及怀柔羁縻“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为目的的。宋时，因甘南、松潘藏区所产战马 “良健可备行阵”，宕昌、“阶、文、成、州皆市马、其后置场”，“初以铜钱给马值”后仍以布帛、盐钞、茶及他物易之。康县虽不是交易茶马的终端地市场，然近阶、文，茶马交易藉境内“通番捷路”往往是不停地转手贸易，但窑坪一地曾设“茶马义市”，仍有迹可寻。我们虽然不能详细地了解商品交换的细节和更具体的情况，但从考古的出土文物可以判断茶马榷场的存在。
茶马古道本身的内动力，就是通商货利，这是研究经济社会方面的根据。少数民族“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虽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到国家之大经”（《新五代史·外国传·高昌》）。
两宋时期，在封建国家的控制下，边境贸易、茶马互市和区域贸易规模则更大，跃居主导地位。茶马互市贸易的主要形式往往是大规模的商队贸易。研究康县 古代商品经济，就不能不注意茶马古道贸易商路，与古代战争、民族迁徙之路与民族间商业贸易活动的密切及对商路通畅的促进。一条茶马古道，其亦承载着战争、民族迁徙、各种宗教、工艺偱着贸易路而行进、传播。
考察康县古代的贸易，可以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繁荣造成社会需求的扩大，贸易由低级向高级、由境内向域外扩展，在其茶马互市之前，康县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民间经济交易活动早已萌生，并有畅通的商路。
商路的形成是十分复杂的，它必须受经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商品资源、民族消费习俗和审美观念差异、社会文明进化程度不同等因素影响，才会在贸易中形成传统贸易之路。
宋神宗七年朝廷正式开设茶马司，北宋要马，藏区要茶，南茶北运，北马南行，以茶易马遂成定制，并以国家行为保证了诸商路的通畅。
丝绸之路的开通，平乐商镇汉魏置道县，两宋时期，茶马商交易影响之明、清，民间交易商贸活动频繁，渐有窑坪、岸门口、阳坝商镇的繁荣，商品物资，人背马驮，载行如蚁，或翻山越岭，或沿江栈道相通于关中、汉中、利州（广元）、成都，“走府入川”，或经阶州通沓中、阴平道，直达藏区，贸易商道已交织成网络。
三、茶马互市区域经济环境对商镇的发育及物资流向
陇南（含康县）在历史进程的不同历史阶段，相应有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定地域的丰富的特产，每以其独特的使用价值进入流通领域，大宗商品为茶马古道上商品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丰厚的物资基础。
主要商路的蚕丝、茶叶运输，商品的转手贸易及与少数民族地区茶马互市的专业化市场开通，国家的力量刺激茶马古道上沿途经济昌盛，从而为商镇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推进了境内大堡、窑坪、云台、岸门口、阳坝等商镇的发育。
公元前（２２１—２０６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白马氐人部落世居西汉水、嘉陵江流域之康县，“自立豪帅”。因地近秦人的发祥地西和、礼县犬牙交错地带，民族杂居，受秦辖地汉民族影响较深，以农为主，种桑麻，善织布，兼以狩猎畜牧，农牧业及手工业相当发达，秦时境内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两汉时，陇南经济、文化繁荣，从公元前１１１年，汉武帝设武都郡至公元２９６年，杨茂搜建立仇池国政权之四百余年，是陇南古代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
盛唐时，陇南古代经济发展再掀高潮。陇南是唐代的一个重要屯田区，阶郡康县山川沃土毗连，川坝沿河“桑麻翳野”。作为特产的经济作物及野生药材已是贡品。花椒、核桃、漆树等已广泛种植。药材有蜜、蜡、麝香、鹿茸、熊胆、豹骨、厚朴、天麻、猪苓、杜仲、黄柏等。富集的矿产资源，铁、铜、沙金、银等矿产已为发现及开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诸多资源的广泛开发利用，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商贸的发达。
两宋时期，宋金对峙，陇南（含康县）处于抗金前线。但农业、畜牧业亦有发展，这时期的商业贸易，以国家经营的茶、马贸易为主，南茶北马的民族贸易相当繁荣，带来陇南古代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高潮时期。
明、清时期是陇南古代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阶郡（含康县）州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和大面积种植药材的阶段。当归、党参、大黄等中药材及烟草的大面积种植，改变了原有粮、棉、麻的农业生产结构，形成了具有相当优势和特色的生产新局面。蚕桑、药材、手工产品及土特产的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处康县东北角之窑坪是陇、秦、蜀边境商品集散地。是通往兰州、宁夏、甘南，川陕道上的重要商埠。早期商市，商品交易多为生活必需品。宋、明以降兴起“茶马义市”，历５７０余年显现兴旺。窑坪铺面增多，街市日趋繁荣，及清至民国亦无稍衰。来自陕西、四川、山西、河北、湖北、安徽、甘肃等１４省涉及３２个县１１６户商人陆续定居。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当地丝绸业、铧厂、本贡纸厂等企业的发展。带动旅店业、饮食业和其它服务业。有土商杂货业４０户，工商联合企业９户，丝绸业８户，棉布业１０户，印染业７户，旅店业１５户，中药业７户，屠宰业２户，酿造业５户，饮食业１４户及打铁钉掌业。各家商号林立，有“聚同春”、“义兴复”、“天玉源”、“顺盛奎”、“德生祥”、“集义成”、“双盛德”、“俊顺成”、“义万堂”、“永顺福”、“义兴栈”、“义兴功”、“万盛通”、“景太和”、“渊顺殿”、“永顺堂”等。窑坪客商往来穿梭于途，络绎不绝，每天载货马帮进驻脚骡店常是驮畜满槽，客商满店。最多时一周内来４００多架驮子，生意兴隆。商家守信用，以信誉竞争，商行曾合资兴修关帝庙高轩宏敞，礼拜财神，立行规，倡导重义气诚信经商之风。
新的较大集镇康县王坝、大堡、云台麻纸市场，约８０００驮麻纸外运。商路通往陕、甘、宁、青，这些支柱产业和市场，对省内外都有吸引力和影响。窑坪明、清时期最为繁盛，每年运出货物总量达１２００吨以上延至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年）商贸活动衰落时，尚有各种商店、货栈２０多家，每日来往骡马３０多匹，交易额达几达万元。
陇南（含康县）文明古老的商业往往是以自己较先进的生产力为后盾的。继秦、汉、唐开发以来，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支柱中，有种桑养蚕、育蜂酿蜜、种植药材、茶叶、织布割漆、熬盐酿酒等大宗商品，代表它的文明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前，必以其独特的使用价值而饮誉四方，并且以这些商品为基本的贸易内容形成固定的项目和传统物资流向，结果便促成了商路的形成。
以窑坪商镇物资流向为例，甘、川、陕商帮输出、运入的 商品有四川的茶叶、手工艺品、白酒等，经安康，翻大巴山，过汉中，走略阳，到窑坪，经坐商转手经销，西藏、青海、临夏、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有名的砖形茯茶、云南窝窝沱茶、万源县的万子茶，城口毛尖、资阳陕青，清香解腻，深受少数民族喜爱。窑坪的麻纸年产量达３２００万刀之多，加之农副土畜产品核桃、木耳、蚕丝、毛栗、皮毛，天麻、麝香等每年输出量在千吨以上。这些商品的输出换来雅盐、青盐、新疆老糟盐，兰州马俊川、义和成水烟，榆中绿烟，武山、洛门黄烟丝。其他商品如皮毛、土布食盐除供给康、略、成各县外，多数又运销于陕南、川北各地。
康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传统贸易路衔接了丝绸商路和藏区少数民族地区，从而有固定的商贸项目的扩大，金融活动及区域货币经济发展，伴有一定量的货币流通和一定形式的以“借贷”为主的信用活动等初级形式的金融业，但志乘失载。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内部萌生与增长，促使信用关系与金融事业显著发展，由于白银、铜钱的广泛流通，以钱币、银两兑换业为主的钱铺、钱庄除经营铜钱、金银的兑换外，还经营放款，吸收存款并允许顾客签发“贴子”取款，流通于市面，接近近代金融业性质的钱庄便产生了，但在陇南整个旧式的地方金融业普遍存在的还是典当业，也有随商业信用关系日益发展而流通于民间的“汇票”，清末至民国初期在康县也很有影响。可考的典当业当不迟于道光二十年（１９８４年），从康县、武都看大都在城镇商贸重地，其经营者与茶行、酒坊、土布、药材、百货行很有联系。典当业是官僚地主以典当生息盘剥贫民而投资的一个重要场所，其利率高于民间借贷。
定期集市的扩大，在一些商贸繁荣的商镇城市出现典当业而外，也有办理汇票的商行。窑坪商号“大有老”等还发行布印的钱帖，“老号”、“海号”作汇票兑取。“票号”有在碧口首先兴起的“渝票”，其次有蓉票、坝票、汉中票也有过境流布。
康县票号主要经营汇兑业务，清末，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营业益盛，钱票之行与现钱无异，票到即行解付，可跨区域流通，帮助商行经营较为便利、安全，促进物资交流，除与商人经营物资关系密切，以后存、放款业务逐渐发达，营业对象主要是封建官僚地主和商人，后随现代银行业的兴起，渐至衰落、倒闭。
一条贸易路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发展地带，要想繁荣一个地区的经济，必须设法将其自身纳入这一经济链中，方能保持其经济活力。研究康县历史上形成的这种茶马古道商路，具有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旅游价值。不能仅把茶马古道当作历史的文化遗存，应力图探寻茶马古道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与深远影响，寻找规律性原因，借鉴指导当前康县经济、文化发展战略都应该是有益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