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文中提及：“巡守两道”批准“巩昌府徽州为调停站法”、制定了具体实施保障驿站正常运行的措施，为驿站“买备马骡”，“通盘打筹马骡日食料”，为“里甲人户着心看守喂养料豆”，防止“尅减水草，恐不依时”等，“每甲公议…择义民一人以总其事”，并由“按茶两院”、“道府”一同“差本州悉自出站银以应之，不令重苦吾民至残里滥甲穷，又时出站银令义官存备支用，以完十日之事，决不令其胡乱拨按”等具体事实的分析，与绘制于明万历年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松山战后，万历三十年以前这段历史时期）的《巩昌分属图说》图册中关于绘制之内容的记载《巩昌边卫总图说》所说的情况基本一致。《巩昌边卫总图说》谈到的“……俱设官军，以副、参、守、操统摄防御，始周其一切，调度机宜责成守、巡，兵备四道听尚书、中丞经略。至于贸茶易马，有专遣台臣，而每岁又有巡按侍御，以纠察综核……”，是对巩昌边卫“三州十四县”境内军政管理体制的最为精当的概括阐述，很符合“徽州调停驿站碑记”碑所记驿站、茶马的管理事宜。
“徽州调停驿站碑记”碑文所说的“守巡两道”，就指分守、分巡诸道之官，其主要职责就是巡视各区之粮食之运输、兵备之整饬事务。关于“分巡道”，唐代遣使分道出巡，称为分巡某某道。明代于按察司之下设立按察分司，其长官负责监督、巡察其所属州、府、县的政治和司法等方面的情况，谓之“分巡道”，皆戴按察副使或佥事等衔。清初仍之，乾隆时裁衔存官，代表巡抚分巡其地；碑文所说的“按茶两院”就指“巡按御史、巡茶御史（巡茶侍御）”，茶马贸易，有巡茶御史专职负责。每年又有巡按御史，对此进行监察考核。关于“巡茶”，就是巡察茶政。古代茶税为重要的国课，明朝曾专设巡茶御史负责监察茶叶的销售。清初沿袭明代旧制，“徽州调停驿站碑记”刻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碑记清初巩昌府徽州“调停站法”事宜的大致过程，其文字所反映的清初顺治时期正是沿袭了明末以来的的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由“按茶两院”（巡按御史、巡茶御史（巡茶侍御）会同地方“道府”一同行文就“调停站法“提出“差本州悉自出站银以应之，不令重苦吾民至残里滥甲穷，“出站银令义官存备支用…决不令其胡乱拨按”的具体管理办法，反映出清初顺治时期徽州地区官府对“茶马贸易”的邮驿、递铺管理的重视性，也正好印证了清初在陕、甘二省置茶马御史专管其事，又有巡按御史每年对此进行监察考核，监督管理茶马事宜的史实。
“远通吴楚”碑刻：
位于大河乡青泥行政村吊沟社公路旁，南前往李坝、铁山、太和庵的青泥古道左侧。两身碑刻，青石质，圆首长方形，碑首已残，残高1.26米、宽0.7米、厚0.2米。额题楷书“远通吴楚”，外阴线刻圆圈。碑身楷书竖行10行，约150字，碑文：“徽县至虞关之通道也，自石家峡至杏树崖二十余里，路皆崔嵬，险阻可畏。自明以来，虽崎岖如故，往来负载莫不寒心。但功力浩大，难以举动。己巳秋，四方左右奋发起念，同心协力，悉内一旦成功，爰立二碑，以示不朽云。捐资人，首领……嘉庆十六年四月吉日”，同时立的另一碑，碑额横向楷书“修路碑记”，外阴线刻圆圈。内容记载修路捐资人姓氏，碑文已漫漶不清，碑断为两截，只见尾题“嘉庆十六年”。该处两碑刻记载了嘉庆十六年(1811年)当时修复此段古道的过程及捐资修路者的姓名。该碑保存较好，字迹大部清晰可辨。1990年11月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河店修路碑：
大河店乡王家河村南20米，花岗岩石质，碑文由四通碑并列组成，前三通石碑碑形制、大小相同，均为圆首长方形，通高2.5米，宽1.2米，厚0.3米，自右至左连刻在三通单碑上，碑文内容相接，额题“徽县大河店修路碑记”。碑文隶书竖行，每通碑约11行，每行20字，共38行。第四碑为捐资碑，高2.3米、宽1.2米，厚0.16米，碑身楷书捐资者姓名。大河店修路碑记载当时地理的变迁及修路的前因后果和修路的过程。尾题“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杨昌濬撰，樊先珍刻。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陕甘总督杨昌濬对徽县宋代以来的“白水路”约50余里进行整修之事的记事碑刻。现藏于徽县文化馆。在杨昌濬的主持下维修了大河店至大石碑峡15里之内的横空栈道，维修了桥梁14处。此路一直至民国年间仍在使用，长征中红二方面军就是经白水峡此路进入徽县城的。
虞关义渡记碑：
碑位于徽县虞关乡虞关中学院内，学校近旁原为虞关老街，20世纪80年代被江水冲毁塌陷现已大部不存。嘉陵江从该碑约70米处自东向西流过，江上原有渡口，遗迹已不存，现仅存虞关义渡记碑1通，碑保存完整，青石质，长方形，无纹饰，高110、宽60、厚12厘米。额题“虞关义渡记”，正文小楷22行，每行约34字，碑文字迹多数模糊不清，主要记述了民国时期地方维修虞关古渡，实行义渡之事。尾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四日”。
虞关义渡记碑是关于这条相沿千年的入蜀古道上古渡口的交通维护和管理的较晚的碑石记载，与明成化三年虞关巡检许清文主持开修道路的马家梁摩崖石刻，相距不远，同样证明了虞关历史上的交通地位之重要。
另外，在清嘉庆间陕西按察使严如煜（熠）的《三省边防备览·栈道》中写到：“一由略阳（古兴州）经甘肃徽县、两当出凤县而至宝鸡、利州、兴州达凤翔之路也……唐宋以来，凤岭、紫柏、青桥各险，山石塞断。长安赴蜀者由凤翔趋两当、徽、成，明皇幸蜀但记河池之逢迎；吴武安兄弟拒金亦在略阳、仙人关一路。”这段文字说明沿今凤翔、宝鸡穿凤县、两当、经过徽县（青泥岭、虞关）再到达略阳、广元（利州）的这一条线路也是唐代以来由陕西关中进入蜀川的重要古道之一。
通过对以上文献记载和沿线的考古遗存的考察梳理，可以清晰地勾画出一条古道线路，就是：
沿今徽县城南下，攀越木皮岭，又渡过白沙渡（今大河店小河铁厂附近），再翻越青泥岭，在水会渡（今虞关乡老虞关渡口）横渡嘉陵江，进入八渡沟，向东南入陕西略阳县境，沿嘉陵江谷地再到四川；徽县城向北经榆树（火钻峪）、高桥，再折向西北进入天水市的大门，再向西行到达礼县的盐官（盐关）；徽县城向东，经永宁、两当县城、杨店、陕西省的凤县、宝鸡、凤翔等地与古“丝绸之路”相接，进入陕西。
其中，过白沙渡，越青泥岭到水会渡，此一线是唐代时由甘入蜀必经之官道，是“青泥古道”上最为艰险的一段，在北宋至和元年（1055年）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请求朝廷新开白水路之后，废弃青泥岭旧路，白水峡新路开通，使河池县（今徽县）与长举县（古县，在今徽县大河店）之间的距离缩短，省减了驿道开支，降低了道路艰难程度，位于徽县大河店乡王家河村白水峡《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就是这段新修白水路历史的见证。白水路自然取代青泥路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的作用，这条道在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一直沿用至今。
四、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丰富多样
在特定历史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阶段和商品经济格局下“茶马古道”所形成的陆上交通系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信息，尤其以“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遗产最为丰富多样。
甘肃陇南地区作为佛教文化重要载体的石窟寺集中分布在西汉水流域、嘉陵江流域和白龙江沿岸一带，正处在古代甘肃通往四川的古道沿途，宗教、民俗文化的传播也伴随着古道交通线路的不断疏通和开拓而日益繁荣发展：西汉水流域主要有西和县石堡乡的法镜寺、石峡乡八峰崖石窟；嘉陵江流域主要有成县的大云寺、达摩洞、菩萨洞石窟,徽县的广佛寺、罗汉洞、真空寺、佛爷台石窟,两当县的西姑庵、千佛洞、土峰沟石窟。白龙江沿岸则主要有武都县境内的朝阳洞、水帘洞石窟。法镜寺石窟为目前发现陇南境内最早的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时期。隋唐时期，先后出现了大云寺、佛爷台、八峰崖等石窟。北宋收复陇南,随之又成为宋金对峙的前沿,出于军事上对战马的不断地需求和对少数民族的控制的加强，茶马互市逐渐兴盛，“茶马古道”的重要性随之彰显，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道路交通和茶马贸易等的大发展。除唐代开凿的大云寺、八峰崖仍在延续外,又新开凿了罗汉洞石窟。明清时期，白龙江流域佛教石窟的开凿,范围扩大,遍布整个陇南境内,如西和县石峡镇的八峰崖，徽县江洛镇的广佛寺、柳林镇磨沟村的真空寺、嘉陵镇的罗汉洞,成县红川镇北渠村的达摩洞、菩萨洞,两当县云坪乡的西姑庵、广金乡的千佛洞、杨坪乡的土峰沟以及武都县角弓乡的朝阳洞等。杜甫经西和、成县入川所写《法镜寺》、《石龛》等诗可见法镜寺、八峰崖、大云寺等在唐之前已俱规模。
在陇南地区四通八达的古道线索中，沿途的“茶马古道”文化线路辐射区域内汉、藏与其他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通一直伴随着商贸往来默默进行着，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相互融合的文化新格局和宗教习俗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