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产之一的茶，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茶叶交易或茶叶市场在汉代也已经出现。范文澜据汉代成都——巴蜀广汉的盐、铁、蔬菜、果实等物与边疆外诸族贸易的资料，由王褒《僮约》“武都买茶”语推论“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１］
汉代茶叶交易的出现与汉代各民族，各阶层出现的饮茶、用茶之风有直接关系。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凡将篇》、杨雄《方言》从药用和文学不同的角度谈到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茶在汉代民众生活中的使用状况。文人饮茶之举客观上为将茶引入文化领域，并推广茶在民间的饮用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茶至两晋南北朝时，已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被注入特定的意义，政治家将之视为提倡廉洁、对抗奢靡的工具；辞赋家将之用作引发思绪、激起雅兴的手段；佛家将之纳入禅定入静、净化思想的圣物。至唐宋茶发展为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体，与当时思想、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茶文化，饮茶、斗茶之风在民间已很普遍。宋代甚至将茶作为婚姻聘礼及婚姻礼仪的重要事项之一，出现了“行茶礼”、“下茶”、“吃茶”、“三茶六礼”等重要的礼仪。汉代以来中原地区饮茶之风的逐渐盛行和茶文化的发展对北方游牧民族饮茶习惯的形成产生了直接作用，并最终推动了茶马贸易的开展。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的交汇处，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是农业与牧业、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聚居的地带，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互相交流，不同生产、生活物资交易流转，互通有无的便利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甘肃在民族文化交流、贸易交往中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历代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贸易互市的地点许多都设在甘肃境内，茶马互市也不例外。
早在西汉早期，汉朝在边关地区设立“关市”，与周边民族进行贸易。榆中（榆中北）、允吾（永靖西北）、临洮（岷县）等边塞之地即与羌、氐、匈奴有贸易交往。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开通丝绸之路后，河西新兴城市敦煌、武威等地成为国际贸易和民族贸易的重要市场，其它地区，如天水、陇西（临洮）、北地（庆阳）等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２］两汉时期，通过甘肃境内北地、陇西、金城和河西诸郡的物品主要有丝绸、铁、漆器等物品，输入的主要有天马、汗血马及其它西域特产。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已初显绢马贸易的特色。牧养着大量马匹的草原民族，其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片面的生产方式，草原民族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要和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交流，以满足最低的社会需求。而对以农业为基础缺少马匹的中原封建王朝来说，马在国防、军事上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用兵之本，国之大用”，［３］马政是国防和军事建设的重要环节，获取马是中原封建王朝与周边草原民族贸易的主要目标。自古西北是产马和养马的地区，唐朝建立后，在西北地区岐、邠、泾、宁、兰、渭等地及洮河和河曲水草丰美的建立了许多的“监牧”（直属太仆寺）掌管马政。其时，马的来源主要在属国吐谷浑领地青海和党项所在地洮岷一带。
汉唐之际，在茶马贸易取代绢马贸易之前，通过“贡赐”和“互市”来实现的绢马贸易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传统的经济文化交流方式和贸易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的贸易内地获得马匹、畜牧产品、药材土产，草原民族地区获得生活必须的丝绢、茶叶、铁器农具等生产生活用品。“贡赐”是国家政权间进行的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关的官方贸易，“互市”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在边境地区定点进行的民间交易。绢马贸易在隋唐达到顶峰，随之出现的茶马贸易在唐代中后期也已现端倪。唐代饮茶之风盛行，唐代茶日益成为一般民众的生活必需品，“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４］长安及北方其它“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辄饮”。［５］日本求法僧圆仁入唐求法时，从登州经青州、五台山到长安，沿途所见各地有茶铺、茶馆，所遇官吏、百姓对其招待有的“到宅吃粥，汤药茗茶周足”，［６］有的还赠茶、赠茶饼。其时茶叶产量与日俱增，制茶行业也很发达，产茶区域遍及南方各地。据陆羽《茶经》记载，西南地区的剑南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等地都产茶叶，中唐时全国名茶产区大约有十五个“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盖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岳州有氵邕湖之含膏，…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７］内地的饮茶风气传播到草原畜牧地区，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饮茶亦渐成习，对内地的茶叶有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其时茶叶交易已具相当规模，足以使国家设立新的税种——茶叶税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贞元九年，从张滂请，初茶税。凡出茶州县及商人要路，每十税一。”“茶之有税，始于此”。［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