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文史馆研究员 刘可通
陇南是多民族居住之地，氐、羌民族主要活动地在陇南一带，历史上在与中原汉民族频繁的交往中，积极学习汉文化技术，促进了氐、羌、汉民族的融合进步。 历史上经秦人、氐、羌等多民族的共同开发，也由于毗邻川、陕、甘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缘关系，民族消费习俗等相近的客观基础和社会需要的不断扩大，早在秦汉时期，先民们为了生存和彼此往来，以其所产“名马、牛、羊、漆、蜜土盐、药材、毛皮、棉麻、水银、黄金”等置场榷买，茶马互市，或借水路、陆路通道转手贸易于陇、秦、巴山区，远在西汉即在武都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经济活动直达关中、汉中、成都，水陆古道相通和频繁的商贸往来。
宋时，因所产战马 “良健可备行阵”宕昌、“阶、文、成、州皆市马、其后置场”， “初以铜钱给马值”后仍以布帛、盐钞、茶及他物易之。主要商路的蚕丝、茶叶运输，商品的转手贸易及与少数民族地区茶马互市的专业化市场开通，国家的力量刺激茶马古道上沿途经济昌盛，从而为商镇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推进了境内大堡、窑坪、云台、岸门口、阳坝等商镇的发育。
处康县东北角之窑坪是陇、秦、蜀边境商品集散地。是通往兰州、宁夏、甘南，川陕道上的重要商阜。早期商市，商品交易多为生活必需品。宋、明以降兴起“茶马义市”，历570余年显现兴旺。窑坪铺面增多，街市日趋繁荣，及清至民国亦无稍衰。来自陕西、四川、山西、河北、湖北、安徽、甘肃等14省涉及32个县116户商人陆续定居。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当地丝绸业、铧厂、本贡纸厂等企业的发展。带动旅店业、饮食业和其它服务业。有土商杂货业40户，工商联合企业9户，丝绸业8户，棉布业10户，印染业7户，旅店业15户，中药业7户，屠宰业2户，酿造业5户，饮食业14户及打铁钉掌业。各家商号林立，有“聚同春”、“义兴复”、“天玉源”、“顺盛奎”、“德生祥”、“集义成”、“双盛德”、“俊顺成”、“义万堂”、“永顺福”、“义兴栈”、“义兴功”、“万盛通”、“景太和”、“渊顺殿”、“永顺堂”等。窑坪客商往来穿梭于途，络绎不绝，每天载货马帮进驻脚骡店常是驮畜满槽，客商满店。最多时一周内来400多架驮子，生意兴隆。商家守信用，以信誉竞争，商行曾合资兴修关帝庙高轩宏敞，礼拜财神，立行规，倡导重义气诚信经商之风。
新的较大集镇康县王坝、大堡、云台麻纸市场，约8000驮麻纸外运。商路通往陕、甘、宁、青，这些支柱产业和市场，对省内外都有吸引力和影响。窑坪明、清时期最为繁盛，每年运出货物总量达1200吨以上延至民国32年（1943年）商贸活动衰落时，尚有各种商店、货栈20多家，每日来往骡马30多匹，交易额达几达万元。
陇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传统贸易路衔接了丝绸商路和藏区少数民族地区，从而有固定的商贸项目的扩大，陇南金融活动及区域货币经济，除今属康县、文、武都、宕昌、西、礼、徽、两当九县外，还涉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关联度较大的秦、巴、陇毗邻地区之西凤、略阳，甘南州之迭部、舟曲，定西之岷县等周边地区。伴有一定量的货币流通和一定形式的以“借贷”为主的信用活动等初级形式的金融业，但志乘失载。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内部萌生与增长，促使信用关系与金融事业显著发展，由于白银、铜钱的广泛流通，以钱币、银两兑换业为主的钱铺、钱庄除经营铜钱、金银的兑换外，还经营放款，吸收存款并允许顾客签发“贴子”取款，流通于市面，接近近代金融业性质的钱庄便产生了，但在陇南整个旧式的地方金融业普遍存在的还是典当业，也有随商业信用关系日益发展而流通于民间的“汇票”；清末至民国初期在陇南也很有影响。可考的典当业当不迟于道光二十年（1984）年，从康县、武都看大都在城镇商贸重地，其经营者与茶行、酒坊、土布、药材、百货行很有联系。自清同治（1862年）以来，武都曾有郭家“锦锈当”、唐家“永盛当”；成县有晋升、晋兴、晋泰、复兴等当铺，本银3-5千余两。典当业是官僚地主以典当生息盘剥贫民而投资的一个重要场所，其利率高于民间借贷。
定期集市更加扩大，在一些商贸繁荣的商镇城市出现典当业而外，也有办理汇票的商行。窑坪商号“大有老”等还发行布印的钱帖，“老号”、“海号”作汇票兑取。“票号”有在碧口首先兴起的“渝票”，其次有蓉票、坝票、汉中票也有过境流布。
康县票号主要经营汇兑业务，清末，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营业益盛，钱票之行与现钱无异，票到即行解付，可跨区域流通，帮助商行经营较为便利、安全，促进物资交流，除与商人经营物资关系密切，以后存、放款业务逐渐发达，营业对象主要是封建官僚地主和商人，后随现代银行业的兴起，渐至衰落、倒闭。
参考资料：1、袁祺《建国前的窑坪商业》
2、1989年版《康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