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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茶马古道的发现与提出

康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内地和西南连接西北的重要通道之一,山青水秀,生态良好,地气温润,盛产木耳、香菇等山珍;阳坝产茶,毛尖龙井,味清淡雅,正因为有着这样温润的地理坏境以及悠久的历史,2009年,陇南市文化部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康县望关乡发现了一块残碑,可辨识残存的碑记中,包涵了古代陇南诸如行政地理、茶马贸易、道路交通、关隘兵防等方面十分重要的史料信息,“茶马贩通番捷路”首次实证了陇南茶马古道的存在。

一、康县茶马古道的发现与确认

康县茶马古道的发现及其概念的提出,得益于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2009年,康县文化部门的同志在望关乡石猫梁山坡间发现了明代《察院明文》残碑,该碑文字内容经康县文化馆副馆长杨清军初步整理,后由甘肃省文物局局长杨惠福、郑国穆共同撰文《甘肃的文化线路遗产及其保护工作——以甘肃有关“茶马古道”的线路为中心》,参加了2010年6月初于云南普洱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从此向学术界正式公布了该碑内容,引起了国内有关专家的注意。

对于明代《察院明文》碑刻内容的初步研究,促成了学者们达成共识:“康县境内有一条远古时期的茶马贸易通道,它属于西北川陕甘茶马大道的一条重要支线。”[①]对于康县茶马古道的发现及确认,有以下五点至关重要:

1.望关明代《察院明文》碑刻的发现,为康县茶马古道的确认提供了直接的文字与实物依据。该碑为当地青石所制,残宽70厘米,高90厘米,厚18厘米,可以辨认和推知的文字有44个,碑额为从右向左书刻的楷书大字“察院明文”,正文为由上而下、由右向左的楷书:“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示知一应经商人等……/茶马贩通番捷路……/旧规堵塞俱许由……/敢有仍前图便由……/官兵通回继放诸……”。虽然碑文不全,也没有落款,但从仅存的一半文字来分析,显然是官府告示一类,意在提醒茶马贩、经商人等应按官府要求从官道通过关卡,并照章纳税,不得再走便道以逃税,敢有违者将遭到处罚。

2.康县境内存在的古道遗迹,如关隘、桥梁、石阶、驮道、栈道孔等,以及众多至今保存完好并继续在使用的古代廊桥,为康县茶马古道的确认提供了现实依据,堪称实证。著名的关隘有:望关乡“望子关”,云台镇“白马关”,长坝镇“黑马关”,大南驿“七防关”等。著名的古桥有:平洛团庄“龙凤桥”,药铺沟“三功桥”,太石乡巩家山“大石头廊桥”,太平乡青香炉古“石拱桥”,大堡镇“古洞流泓石拱桥”,云台镇“永安桥”,大南驿“窑坪桥”等。

3.康县南部阳坝一带早已存在的种茶制茶业,以及仍在不断扩大规模与影响的茶产业,为康县茶马古道的确立提供了商业依据。

4.康县民间广泛存在的饮茶风习,诸如烧青茶、炒油茶、炒面茶等,以及广泛流传在山村和老人们口头的马帮生活轶事与传说、山歌等,为康县茶马古道的确立提供了民俗依据。

5.康县境外西北方成县境内的《西颂》和东面陕西省略阳县境内的《阁颂》,作为闻名于海内外的东汉摩崖石刻和古蜀道文物遗存,为康县茶马古道的确立提供了古代交通发展的历史依据。

二、康县茶马古道的性质与内涵

“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初由云南大学木霁弘先生和北京大学陈保亚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其含义“是指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商业行为,伸向中国内地、印度、东南亚的文明古道。[2] 

其学术背景是,随着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敦煌学热”和“丝绸之路热”,学者们热衷的背后是对人类东西方文明经由这一通道传播互动、碰撞交流之后所形成的迷人风景线。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的结果,使人们认识到“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贯通古今、交流文化艺术、传播宗教思想、促进经济发展、扩大改革开放的抓手和窗口。于是乎,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纷纷主打历史文化牌,尤以陕西、甘肃、新疆、河南起步早,力度大,成果多,见效快。

其中,陕西西安曾经作为大唐首都,被学术界认定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繁华的国际都市,是丝绸之路的中心起始点;河南洛阳曾经作为大唐东都,被认定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始点,“唐三彩”被确认为是盛唐代表性的文物艺术品;甘肃以敦煌为品牌走向世界,并倡议与陕西、河南、新疆等省区联合打造“亚欧大陆桥”,创办的敦煌研究院及《敦煌研究》、《丝绸之路》杂志名传海内外,甘肃因此被公认为“丝绸之路上的主干道”,“敦煌学”也被认为是“国际显学”;新疆承办过多次中日丝路联合考察团,先后对罗布泊、楼兰古城进行了科学考察和沙漠考古,硕果累累;青海主打“唐蕃古道”汉藏交流牌,宁夏主打丝绸之路北线过境段研究……。有鉴于此,内蒙、河北、山西学者提出探寻“北方草原之路”;福建、浙江、广东、台湾学者主打“海上丝绸之路”;陕西汉中市则成功地组织宣传了《石门颂》与蜀道研究;四川、云南联合主打“南方丝绸之路”。有感于此,著者亦于1993年撰文《陇蜀古道考略》一文万余言,参加了同年11月初于汉中举办的“第四届蜀道暨《石门》石刻国际学术讨论会”,提出了“陇蜀古道”的概念,首次梳理出分布于陇南境内的古道及其走向,其由东向西有四条之多,即“嘉陵道、祁山道、沓中阴平道、洮岷迭潘道”,恰与“秦蜀古道”之“故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道”相对应。[3]

关于“茶马古道”的定义与内涵,经过近二十年来的研究、丰富与不断修订,由原来的“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贸易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4][微软用户1] 现已修订为“茶马古道是中国西部地区以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古老商贸通道。”[5]它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构成庞大的交通系统,穿越滇、川、藏、青、甘、黔、陕等省、自治区、连接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等地区。由“西南地区”到“西部地区”,虽然仅一字之差,却无疑是对西北作为茶马古道发源地的承认与确立,是国内学术界胸怀的拓展和理性的回归。

三、康县茶马古道的走向与分布

经过实地考察、踏勘,结合康县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著者多年来对陇南古道的研究、了解,康县境内的古道分布可分为中南西北四条:

1.中线:从陕西汉中或略阳出发,沿嘉陵江逆行,经《郙阁颂》所在地进入到康县窑坪后,再经大南驿、七防关、白马关、巩集到长坝,至望关与西线合并。

2.南线:从川北昭化、广元出发,经陕西宁强进入康县阳坝镇,再经铜钱坝、高家嘴、魁星楼、白杨、贾安至岸门口、嘴台,过长坝镇而至望关与西线相接。

3.西线:从武都出发,经马街、安化越米仓山,经甘泉、佛崖、歇马至望关,再经平洛翻巩家山到太石渡、搭船坝,渡西汉水进入成县索池、小川驿之后分路,或经《西狭颂》[微软用户2] 到达成县,或经沙坝、纸坊到达西和、礼县,北达天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西线之走向与具体路线,产生于清代光绪年间,盛传于民国成、康一带的《木笼歌·起解》里,恰好真实地记录下了由成县(同谷城)至武都(阶州城)的路线图。今将其中涉及地名摘录如下:同谷城——大沙坝——广化城——丰泉山——大(搭)船坝——太石山——铁笼关——药铺沟——龙凤桥——平洛街——中寨城——吊(叫)子峪——马嘴崖——望子关——贾家店——砖庙子——候儿坝——东固城——佛儿(入)崖——燕子崖——窄狭谷——旗杆坪——甘泉城——米仓山——安化城——马街子——阶州城。[6]【按:文中圆括号及其内字为著者所校加,下同】可见,《木笼歌》不仅是茶马古道西线之佐证,同时也丰富了茶马古道上的文学内涵,是难得的古道文化珍宝。

4.北线:从康县古镇窑坪出发,经大南驿、云台至成县镡河,经化垭镇(今称鸡峰)越鸡峰山至成县,直至天水。此线虽短,却是古今连接成康二县之捷径。

四、康县茶马古道的历史价值

康县茶马古道在历史时期是真实存在着的,只不过由于人世沧桑之变化,或由盛转衰了;或由于地方史志失载而湮没无闻,或由于其是陇蜀古道之支线细道,加之地处偏僻,过去少有人注意罢了。茶马古道在康县的重新发现与确认,既有历史的必然性,那就是它本身曾经存在过、辉煌过,至今尚且留存于山村长者的记忆之中,流传于当地的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之中;尤其是一些石阶、驮道、桥梁等古道设施保存完好,至今仍在山乡僻壤世代沿用,它本身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同时,也有现实的偶然性,那就是康县特色产业——茶产业的蓬勃发展需要文化,正在呼唤着文化;更重要的是历史性机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正是通过这次普查才发现了镌刻着明代官府关于茶马贩运,通蕃贸易规定的告示残碑。茶马古道在淡出人们的记忆与视线,在沉睡了百年之后,以她神秘的面容和古朴的气息,重又回到了当代人的视野,让马帮驮队“得得得”的马蹄声,伴随着清脆悠扬的马铃声,重又回荡在康县的青山秀水之间,并且应和着大片茶园里采茶女爽朗的笑声和粗犷的山歌,应合着茶厂机器的轰鸣声,即将与势如游龙的宝成、兰渝铁路,以及宛若飘带的成武、兰海高速相伴而生,相映成趣,其主要价值有:

1.交通史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古代西部社会的交通大动脉,曾经发挥过巨大而持久的作用。而作为康县茶马古道,因其偏处一隅,即使不是“动脉”,也应是“静脉”,它的客观存在和重新被发现,是对纵贯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陇南交通的再认识。尤其是《察院明文》碑刻的发现,见证了茶马古道直至明代依然兴盛不衰,是我们研究古代陇南交通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2.历史学价值:自从东汉王褒《僮约》“武都卖茶[微软用户3] ”的文献记载之后,当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也说:“武都地方氐羌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的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与西北游牧部落,故成都和武都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7][微软用户4] 对此明确无误的记载和早已发布的信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尤其没有引起甘肃、陇南文史、方志学者的高度重视。当然客观条件是,在陇南也没有发现更多的与之相关联的文献记载与物证;而康县望关明代官府告示碑《察院明文》的发现,虽然不是上述观点最直接的物证,但它至少佐证了:直到明代,作为中原“通番捷径”的陇南,其康县茶马古道依然存在,而且相当繁盛;同时,也证明了自秦汉以来,茶叶贸易在陇南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

3.文明史价值:以“茶马互市”为交易方式的民间贸易,不仅是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独有形式,也是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传播、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货利天下的生动体现。茶马古道,不仅是古代西部各族交通和贸易的特殊形式,而且也是古代西北、西南各族人民与中原汉族迁徙交流,相互融合的通道;同时,也是中原文化与秦陇文化、巴蜀文化、青藏文化交汇的舞台。尤其是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不仅改善和丰富了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农业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西南商业文明的相互碰撞与推进。 
 


 王玉英、王凤文初识茶马古道[N]:《康县报》2010年6月15日第4版.

[2] 木霁弘、陈保亚等.滇川藏“大三角”文化探秘[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3] 高天佑陇蜀古道考略[J],西安:《文博》1994年第2期。

[4] 见“百度百科”词条解释。

[5] 杨清军《康县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初步考证与分析》,交流打印稿。

[6] 清·佚名.木笼歌,引自石政杰康县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P207-209

[7]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M]北京

   来源:[康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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